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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现在这年头搞文化，最令人担心的，不是如何创作的问题，而是如何保证创作成果的问题。抄袭和盗版是文化发展一个永远躲不开的问题，尽管如今的新中国已经推出了《著作法》，但是各种文化学术的盗版现象仍然层出不穷。既然现代社会无法彻底阻止盗版问题的出现，那在文化最繁华的宋朝，又是如何防止盗版问题的出现的呢？

其实关于宋代是否有版权意识和相关法规等问题，历史学家之间仍然有争议，但说中国古代对文化创作者没有进行过任何保护也是不对的。根据部分史书的研究发现，对版权进行保护的事情，早在宋朝之前就已经出现。

一、中国最早的版权法制建设，宋朝之前就存在

版权的出现和具体法例的建立，大多数人都认为是从西方开始，然后往全世界传播。但一些历史学家却认为，中国人在古代早就有版权意识，虽然没有建立起相关法例体制，但古代的朝廷已经懂得通过禁令去保护书籍的出版者，为此东西方的学者们还曾为此讨论过这个话题，其中以哈佛教授安守廉和中国产权学者郑成思的辩论最有代表性。

安守廉认为中国古代所谓出台的版权保护政策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版权保护制度，不过是帝国处于思想控制的需要，所制定的文化政策，所以其政策并不能作为版权法制去看待。

而郑成思却不这么认为，他认为版权法制的出现，是伴随印刷术的出现而存在，而作为印刷术起源的中国，自然是世界最早开始进行版权保护的国家，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出现类似《著作法》一类的系统性法律，但从宋代开始，就经常用禁令的方式严格规范盗版现象的出现，并且在之后的朝代并未改变。

而在宋朝之前，唐朝就意识到版权的重要性，比如《册府元龟》就记载道：

司天台未奏下新历，其印历已满天下，文宗便：‘敕诸道府，不得私置日历板。’

可见官方出版的书本文件，为了确定它们能够在民间流通，已经开始做防止盗版的工作。

不过唐朝的印刷术只是初期，到了宋朝印刷术就有了更深入的发展，这代表了宋代的民间文化发展能够更方便，同时也代表着中国版权保护的法律开始萌芽。

二、宋朝的文化版权保护，源于层出不穷的版权违法行为

宋朝文化的昌盛，很大程度得益于商品经济的繁荣，尽管宋朝在军事上普遍被人视为羸弱，对待外来势力，总喜欢走金钱买和平的政策。但这种变相卖国的行为，却间接促进了宋朝商贸的发展，因为这能让宋朝更快聚拢财富。而商贸的繁荣，也使得宋朝文化发展远胜唐朝，印刷业的发展让各种书籍有了更好的传播空间。

但这种情况又引发了另一种问题的出现，那就是书籍盗版的现象层出不穷，毕竟印刷业在宋朝如此发达，得益于宋朝对文化吸取的强大需求，庞大的书籍内需市场自然造就了许多不良商人的出现，因为版权受损，受害的是创作者，读者是半点所谓都没有，因为他们需要的只是书中的知识，并非写书的作者，这就导致了宋朝书店虽然多，但各种盗版书籍也是数不胜数，许多印刷出来的书籍，都无法从内容上分辨真伪。

版权受损，最大受害者就是创作者本人，宋朝的那些思想家和诗人，就经常受到这方面的困扰，比如北宋思想家李觏就遭遇此类事件：

“录所著文曰《退居类稿》十二卷，后三年复出百余篇，不知阿谁盗去”

这是历史上比较著名的盗版事件，并且出于技术的原因，作者本人连自己的书籍是遭何人所盗都不知道。

除了这一位，还有一个更著名的宋朝人物，也遭到类似的事件，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苏轼，苏轼一生写过的诗文有很多，但这些诗文在他仍在世的时候，就开始遭到不同人的盗印，根据苏轼自己的描述，自己一共有二十多种诗文被人盗印，以至于苏轼在写给好友的信中，表达了自己对盗版者的憎恨。

这段话被记录在《苏轼集》中，书中记载道：

“某方病市人逐于利，好刊某拙文，欲毁其版，况欲更令人刊耶。”

能让脾气一向温和，还算好说话的苏轼，发出欲毁其版的声音，可见宋朝的文人对盗版有多深恶痛绝，同时也看出版权意识在宋朝已经开始出现了。

以上两者是宋朝比较典型的盗版现象，除此之外没有被记录的盗版行为仍有很多，文化人士和统治者们也不可能眼睁睁看着问题不断发酵而坐视不理，于是也开始进行各种限制和管理，其中做得比较好的就是书籍印刷前的文件保护。

当时的文化人士在印刷自己的著作时，都会事先做好各种防范工作，比如建立密藏稿文，就是在正版刊印之前，将正版稿本匿藏起来，并且其写作的风声尽可能保密，这可以保证自己的作品在印刷之前，避免被不良商人发现。

其次就是比时间，赶在盗版出来之前，或盗版尚未大范围传播时，就把正版刊印出来，比如南宋理学家吕祖谦，就曾因自己《东莱先生集》被盗版了，所以立即让自己的学生和弟弟马上刊印正版并放到民间推广，这也是当时文化人士对抗盗版行为的手段之一，只是手段比较被动，效果如何就看盗版和正版谁在市场上的影响力更大。

如果想要更快让威胁自己的盗版行为消失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报官，比如司马光的后代司马极，就因为自己祖父所写的《司马温公记闻》被人盗版，所以直接找到北宋朝廷，让他们马上将盗版书籍销毁，并对盗版书商李尅进行问责。

而朝廷方面也非常配合司马极的维权，根据《涑水记闻》记载：

“朝廷即委建州守臣将不合开板文字并行毁弃”

然而这些官方的保护工作，也仅限于一些比较知名的文化人士，比如司马光、苏轼这些与朝廷深有关联的文人人士，才能被朝廷重视，但针对一些不怎么入流的文人创作者的盗版行为，官府一般很少过问。但这不一定是朝廷不重视，而是出于当时信息传播技术的落后，宋朝政府无法全面有效的处理所有民间盗版问题，但官府依旧在地方上颁布各种法律公文，禁止各种盗版行为的出现，这也说明宋朝对著作权和盗版等观念有一定的认识。

利用行政手段干涉盗版行为的出现，是宋朝比较有效的阻止盗版犯罪的方式，比如朱熹注解《周易本义》，就遭到未出版即被人盗版的事情，最终朱熹选择报官追究到底，要求官府将所有盗版全数摧毁，这体现了南宋时期的学者们，对版权保护的强烈意识，更是将苏轼的欲毁其版的思想付诸行动。

制度上宋朝还对印刷的流程上进行监督，比如刊印的书籍都得经过官府的审查，并为此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印刷审查制度，根据《宋会要辑稿》记载：

“候印讫送秘书省，如祥定不当取勘施行，不得雕印”

并且对于违纪的印刷行为，犯罪者还得被罚款，严重的连财产都得被充公，这在当时已经算很严格的惩罚手段。

同时为了合理规范市面上印刷的书籍，确保其是合法的，宋朝还出台了刻书之式，对所有市面上流通的书籍印刷模式进行统一规范，只有符合印刷模式的书籍，才可以推广到民间，并且还得在官府里进行备案和审查。同时国子监等官方学术机构，更对印刷的书籍进行版权申请，一旦申请通过，这些书籍的合法性就会被宋朝政府通过公文对外公开，这等于官府肯定了书籍给作者带来的合法身份。

三、宋朝版权制度的进步和不足

封建王朝与现代社会最大区别，就是一切的制度和经济运行，都是围绕着作为统治者而展开的，因此宋朝的文化版权建设都是以保护统治者利益为优先要务，比如《识遗》卷一记载：“宋兴，治平以前，犹禁擅镌，必须申请国子监，熙宁后方尽驰此禁。”

这是宋朝为保障《九经》出版权颁布的禁令，虽然带有一定的版权保护影子，但与现代版权保护有一定的出入，他保护的更多是统治者的官方出版权保护，并非民间出版者的保护。

这就导致版权保护的普及性不强，无法适用于所有阶级的文化创作者，至少底层老百姓享受不到法律的保护，同时宋朝虽然有一些地方性的版权法规颁布，但并没有建立起类似《大明律》这样的中央级法律文件，国家性的版权保护制度更是无从谈起。这也是后世的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出版权的原因，因为相关的版权保护禁令，并非以一套完善的法律保护方式而存在，而是以统治者颁布的即时禁令而存在，它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效应。

中国真正具备相关版权保护法律效力的法律，是清朝末年颁布的《大清著作权律》，但这种系统性的法律，比西方足足晚了200年。这从侧面看得出中国近代的闭关锁国带来的影响，如果中国能够保持与世界的文化交流，说不定中国的版权法制建设，能够更早地跟上时代的步伐。

总结

英国颁布的《安娜法》之所以被视为世界最早的版权法例，不仅是因为它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版权保护体制，更在于它保护的范围，不单单局限在作者群体中，同时还涵盖了正当印刷者、出版商等一系列与创作者相关的利益者。相比宋朝这种没有体制和系统的保护手段，明显是一种时代的进步。

但客观来看，宋朝的印刷业和版权法律还处于初级阶段，能够做到以上这些行为，在当时已经是超前的存在，对此人们不该有太多苛责。毕竟宋朝施行的版权保护申请，并对违法者采取罚款和追人毁版的惩罚手段，都是当时十分先进的版权保护行为，这至少说明，在宋朝那个时代，版权保护的法规制度建设，并没有比世界的其他国家落后多少。

参考文献

《涑水记闻》

《皇祐续稿•序》

《识遗》

《宋会要辑稿》